母亲的“三日”和“五七”合并在一天内进行，祭奠时要烧掉她生前穿过的衣服。
【新春走基层·记者回家】一年一度，回乡过年后的“我”又与你相见。拥抱亲情的“我”，卸下在外的一切武装，以儿女与记者的双重视角，感悟生活冷暖与时代脉动：
70后的“我”，以合乎期待的习俗办完了母亲的丧事，方能独自一人涕零；80后的“我”，父母坚守传统信仰，只为游子回家时还能寻回儿时的年味；90后的“我”，试图逃离逼婚的恐惧，又渴望“疾驰回家的列车再快一些”……
此刻的“我”和你一样步履不停，为梦想，更为下一次更好地回家。
我特别能理解某某到家时“没有哭”的表现。我不相信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后，他会不悲伤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想他和我一样，内心是抗拒这种大哭的。
2018年2月4日晚上，农历腊月十九，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，乘坐上海浦东机场当晚仅有的一趟航班飞济南，再打车直奔七十多公里外的老家。
路上父亲来了几次电话，均是问我到哪了。我有不祥的预感，但没敢问。父亲也没说。
到村里时，已近凌晨两点。我下车后一抬头，看到村老年公寓三楼父母住的那个房间点着灯火。原先的预感愈发强烈，但还是不愿相信。
直到推开门，看到母亲穿着寿衣躺在一张小床上。
进门大哭
母亲是那天晚上10点50分左右咽气的。在我抵家之前，按照老家习俗，她的丧事已经开始了。
事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，先由弟媳帮她擦净身体，穿上寿衣；婶子做了一个元宝放在床头，点香插在盛有小米饭的碗里；五服内的本家族成员陆续赶到，一起等待作为长子的我回来给母亲指路。
在进屋之前，我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我当时应该是呆住了，感觉到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母亲生前多次跟我提及那件事的用意。
起初，母亲像是不经意讲给我听的：说村里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某某，在得知其母去世后回家奔丧，进门后只叫娘，没有哭，村里人很是笑话。
母亲所指的那种哭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心流泪，而是在众人面前的放声大哭。它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重要特征，被赋予多种内涵，既表明生者的哀痛，又与孝道密切关联。
而在我看来，现实情形可能恰恰相反，比如，在葬礼上哭得最凶的那个子女，很可能生前是最不孝的，因为他（她）需要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孝。
所以我原本并不以为意，但母亲几次三番地讲，我就寻思：她莫不是在暗示我？
直到此时，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。她担心在自己离开时，出门在外的我可能因为表现得不合习俗，与某某一样遭受众人嘲笑。
于是我跪下，大哭。
经历了母亲的丧事，我才真正理解，在农村，一个人的去世，不仅是自家人的事，更是整个家族乃至村庄的公共事件。子女不过是一系列丧葬活动中的一环。大部分时候你是被动的，只需按照主事人的要求做就行。但在某些特定时候，如进门之时，你需有符合众人预期的表现，否则可能遭到非议，甚至给家人带来压力。对于我们这些通过考大学离开家乡的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人言可畏，母亲生前担心的就是这个。
所以，我特别能理解某某到家时“没有哭”的表现。我不相信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后，他会不悲伤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想他和我一样，内心是抗拒这种大哭的。
实际上，我真正感到悲伤是从丧事结束次日开始，仿佛一个被打了麻药的伤者苏醒过来。我在县城宾馆开了个房间，一个人哭。
最后一眼
进门哭完，主事的二婶子将我搀起，揭开母亲脸上盖的那张黄纸，让我看一眼后旋即又盖上。我注意到，母亲的面容竟比病痛中的样子好看了许多。我很想多看一会儿，且那张黄纸盖在脸上实在别扭，便鼓起勇气问能不能拿掉，被告知，不行。
那个晚上，我几次想揭开黄纸再看一眼母亲，或者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，最终什么也没做。后来上网查询得知，盖黄纸是有说法的，据说是代表死者与生者阴阳两隔之意。
之后，二婶子要我给正襟危坐的小叔叔、小婶子磕头。他们夫妇恰恰是让母亲生前受伤害最重的人，已经多年没有踏入我家家门。
指路回来后，做好明天出殡的安排，长辈离开，堂兄弟则都留下，陪我和弟弟一起给母亲守灵。我看到他们有的已很困倦，便劝其回去休息，但无一离开。后来知道，这也是规矩。
天终于亮了。母亲去世的消息在村里扩散开来，有人来到临时搭建的灵堂处送烧纸。几年前村里定下规矩，吊唁者不必送花圈。孝家也不用再穿孝服，以臂章和白花替代。
灵堂设在老年公寓楼旁边的路口处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：地上铺一块塑料布，一张方桌上面放着母亲的牌位，几样供品。
作为孝家，我和堂兄弟们跪在灵堂两侧，向前来拜祭的亲戚们磕头，对送烧纸的本村村民也要一一跪谢。后来我听一个同学说，按他们村的规矩，老人去世后三天内，对本家族之外的所有村里人，儿女见到后也要磕头。
第二天一早，大堂哥驱车送我到大舅处报丧。路上，堂哥接到家中不知谁打来的电话，叮嘱我到大舅家后一定要先哭。
报丧后我们即返回。由大舅通知小舅、小姨等人，让他们以母亲娘家人身份来吊唁。根据习俗，女性故去，只有在娘家人到场后才能出殡。
九点过后，当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时，小舅、小姨一行人到了。小舅一家是从外市驱车一百余公里赶来的。小舅与母亲长得很像，多年未见，看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，我很想跟他多聊几句，但场合不便。最多不过十分钟，他们一行又匆匆离开。然后，母亲的遗体迅速被抬上殡葬车。
一点改变
按照既定安排，一位堂哥和两个本村村民随殡葬车去火葬场，其他家族成员在家等候；接到火化完毕的消息后，两边一起往墓地赶。
在此之前，弟弟已先赶到村东南的集体墓地，为母亲选择了一处墓穴。出发前，有亲戚给我和弟弟一人一顶帽子，要求戴上。我们去时戴了，后来又被告知只需返回时戴。
作为长子，我在墓地门口迎接母亲的骨灰盒，捧到选定的墓穴处。只要起开上面的小石板，将骨灰盒放入再盖上石板即可。这种新型墓穴是村里推行丧葬改革的产物。我记得三十年前奶奶去世时也是冬天，地已上冻，需要多人连夜挖出一个足以放入棺材的大坑，很是费力。
不到11点钟，母亲的丧事基本办完。之后到预订的饭店里吃饭，以致谢前来的帮助者。
如果按旧俗，还要给母亲过“二日晚上”（死者下葬后第二天晚上亲友再次拜祭）、“谢客”（死者亲属到前来拜祭的亲戚家一一回拜）、三日、三七、五七等。但近几年的丧葬改革卓有成效，这些环节大大省略了。
经长辈们商议，决定只给母亲过“三日”和“五七”，且合并在一天内完成。主要是到墓地摆几个菜祭奠一下母亲，同时烧掉她生前穿过的衣服。
二婶子过来提醒，要花一百多块钱糊头纸牛，到那天上坟时烧掉。一般是由闺女糊，母亲没有闺女，得由我糊。我说要不算了吧，二婶子明显不悦，丢下一句“那让你娘喝脏水吧”就走了。
民间的说法是，母亲要去的阴间，既有净水也有脏水，糊一头牛的话，可以用来替母亲喝掉脏水，如果没有这头牛，便得由母亲来喝。
我和父亲商议后，决定在黄纸上写上个“牛”字，来代替那头纸糊的牛，跟包括二婶子在内的几个婶子说了后，她们均表示同意。
现在想来，这应该是在母亲丧事中我所做的唯一一点改变。